全球民族主义复兴，根源可追溯到18世纪……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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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全球化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已取代了20世纪的政党冲突。这种冲突的实质可回溯至18世纪旧制度价值观与启蒙运动价值观之争，并有助于人们了解当今诸多冲突的特征。启蒙运动和旧制度达成妥协具有多种形式，两者实现新和解产生的结果将极难预测。英国华威大学商学院政府与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科林·克劳奇（Colin Crouch）今年3月8日在英国时政思想杂志《展望》网站刊文，对当前这场冲突的政治文化根源进行了剖析。

原文：《追溯全球民族主义复兴的文化源起》

编译：晓舟

全球化与世界许多地方重新兴起的民族主义之间爆发了激烈冲突，其实质则反映了18世纪旧制度价值观与启蒙运动价值观之争。虽然特朗普、伊斯兰国、勒庞等并非都是彼此倾慕，但是他们在全球化方面都遇到了问题，且这些问题的范围远远超出了经济。对于他们的某些担忧，人们是普遍认同的。虽然对全球化的抵抗来自于不同政治派别，但是组织得最好的抵抗运动都来自于政治右翼。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许多抵抗运动的媒介是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一向与右翼相关联。

四次全球化浪潮的经济影响

为了破解这个难题，我们需要掌握全球化的复杂历史。贸易全球化在19世纪后期快速发展，但受到英法等国严密控制。两次大战之间，国际贸易倒退且军事化民族主义兴起，后者成为二战爆发的一个主要原因。二战后国际贸易重新启动，伴随着欧洲殖民帝国逐渐解体。这些殖民帝国对国际贸易的控制被美国全球主导地位所取代。世界大部分地区被冷战集团瓜分，限制了下一轮全球化浪潮的程度。由苏联和中国所主导的集团处于国际市场经济之外，而美国主导地区的贸易壁垒逐渐被取消，欧洲经济共同体各国间的跨国经济一体化走得更远。

世界贸易的扩展以及达成旨在减少关税和其他壁垒的协议标志着第三次全球化浪潮进入新水平。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取得了主宰地位。到20世纪80年代时，由于来自日本的低成本竞争，欧美钢铁、造船、电子等工业大规模生产变得不具竞争性。随后日本的贸易强国地位被韩国所取代。20世纪90年代迎来了第四次全球化浪潮。欧盟开始建立单一市场，苏联帝国的解体使得中欧国家能够进入市场经济并最终加入欧盟，中国也开始进入市场经济，而且在2001年加入了WTO。全球化狂飙突进，自由贸易的扩大带来了互惠，不过在此过程中也遭受了环境污染、劳工条件恶化等重大损失。

也许更根本的是，全球化不再受到美国及其盟友欧洲和日本的控制，而变为一个自主的过程。富裕世界丧失了其以往阻止任何它觉得不便的贸易的权力。当英美于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时，这加剧了潜在的焦虑，即世界也许将脱离西方的控制。同时，贸易的增加增强了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关系，人们更多地了解别国情况，穷国一些人开始移民到西欧和美国等较富有的地区和国家。一直是战后第一次全球化浪潮阴暗面的种族紧张状况此时又回来了，从而加剧了失控感。富裕世界的一些人，主要是老年人以及生活在未参与迅速发展的全球性后工业经济地区的民众觉得生活缺乏安全感，而且觉得保护他们免受外部世界伤害的各个民族国家正在丧失保护的能力。

仇外运动激起民族主义复兴

人们可以把这个故事说成是一种正在进行的，尤其是在新自由主义推动下经济全球化逻辑的积累。不过，一个不同的因素介入进来：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与许多国家以及中东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恶化。虽然这包括了对西方经济所强加的东西表示不满的各种元素，但是还有其他主要原因：暴力冲突和内战的内部原因，以及美英等国在那些冲突中的军事卷入。考虑到一些原因超出了本文的范围，我们只需指出，在严格的经济意义上，这一系列问题加剧了围绕着全球化的各种现有紧张状况。而且，在日益增长的无助感逐渐扩散至欧美部分人口的意义上，这些问题已经取代了单纯的经济问题。

这个问题有两种不同形式：在和平国家里寻求庇护、不受暴力和战争影响的人数大为增加，以及极少数已将西方视为死敌的年轻穆斯林对西方恐怖主义行为的增加。虽然它们也许不同，但却使西方人直面了不同文化群体进入其社会且当中可能藏有恐怖分子的问题。正在扩散至欧洲的所有仇外运动都大量利用了伊斯兰问题。而且，单单经济全球化是否能够使民族主义如此强势的重新兴起是值得怀疑的。较之于南欧国家，北欧国家和英法等从全球化中获益最多的最富有国家的仇外运动势头更猛。

在一种更深的层面上，在一种文化而不是经济的层面上，以恶性循环的方式，西方与伊斯兰之间的冲突与全球化有关。全球化使我们与其他文化之间的接触大大增加。我们可以感受到这是很充实的，并且参与到文化融合中，但它也可以是令人不安甚至是冒犯性的。伊斯兰世界里的某些人采用后一种方式对他们视为强加给他们的西方价值观作出反应。西方某些人同样也因伊斯兰人拒绝西方价值观所采用的象征性做法（如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穆斯林女性戴着头巾）而感到恼火。这类过程彼此加剧，并且在某些人当中助长了将他们自身与各种陌生和不安全的标志分开，以及撤回到他们所熟悉的文化“安全栅栏”后面的欲望。

启蒙运动与旧制度斗争的复活

因此，全球化和一种重新兴起的民族主义正在变为今天主要的政治对立者，取代了我们从20世纪所接手的熟悉的政党冲突。为了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挖掘，并且翻回到18世纪及其旧制度与启蒙运动之间的冲突。非常粗略地以伊曼纽尔·康德作为代表，启蒙运动支持理性主义和暗示着一种平等的普遍主义的发展。旧制度、保守主义则支持传统、随时间而被神圣化的宗教信仰、等级制度和各种不平等现象。从一种保守的观点来看，启蒙运动的价值观是冷漠的，唯有接受过教育的人才能接近，旧制度的那些价值观则由于它们的熟悉性变得温和且易于接近。

几个世纪以来，至少在欧洲以及世界的某些地方，通过科学的胜利、市场经济、普遍公民权及其相关权利，启蒙运动观点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事实上，主要的政治冲突变为启蒙运动集团内市场经济与社会公民地位倡导者们之间的冲突，但是保守的价值观要么借助于宗教信仰，要么借助于固定社区的各种稳定习惯得以幸存。无论保守价值观是遭到启蒙运动挑战，还是与其内部对立的保守主义观点出现冲突，它都可能变得极其邪恶，正如欧洲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的情况一样。

全球化可被视为对保守价值的这样一种攻击：以市场理性的形式毫不妥协地表达了启蒙运动的方案；从此进入一个旧有文化和国家边界不再有意义的世界；基于普遍的理性市场的事务取代了建立在习俗之上的事务。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英国脱欧，欧洲大陆的仇外运动，俄罗斯对其民族自豪感的主张，以及伊斯兰对西方价值观及其统治地位的拒绝，全都可以视为对这种攻击的反抗。这种显而易见的“民族主义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它们是一场统一运动的一部分。正如民族主义所暗示的，某些主体彼此之间是强烈敌对性的。它们通过各自与各种世界观之间的根本性斗争被统一起来。

将目前围绕着全球化的各种冲突看作是启蒙运动与旧制度之间这场史诗般斗争的一次复活，使得人们能够理解诸多冲突令人迷惑的特征。特朗普和英国脱欧运动领导人拒绝证据、事实和专家意见等概念的举动可被看作是以往对科学和理性的敌视。主要由于它们与全球化相关联，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眼下遭到攻击。这场新对抗的影响将是巨大的，因为它们激起了强烈的情感。所涉及的各种问题是如此深层次以致于它们令未来变得不可预测。因为启蒙运动和旧制度都是极为丰富和复杂的概念，所以这两者之间所达成的妥协采取了多种形式。在尽力促成它们实现新和解的时候，预计由此将会产生的结果同样将会是不同的，而且在当下极难预测。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55期第7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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